garytangky's Xanga

Saturday, May 05, 2007

Sat, 05 May 2007 07:56:34 GMT

從皇后碼頭看到滿身的枷鎖
--朱凱迪

節錄版刊於四月二十九日明報世紀版

皇后碼頭跟天星碼頭不一樣。它位於整個大會堂建築群的東北角，沒有通道直達，粗大的柱子暗示那是一個嚴肅的空間，不似天星平易近人。送別天星碼頭的晚上人頭湧湧，皇后碼頭停用時肯定不會有類似的場面。送別的人少，站出來保衛的人則仍在──報紙的評論說，那班人之所以轉移去保皇后碼頭，不就是打輸了天星保衛戰後想拿個安慰獎；也有記者私下批評說，保留皇后碼頭的諸多理由是隨意編造出來的，外人根本不能理解。

我最初也許真的因為不忿而繼續在皇后碼頭撐下去﹝社會運動是很累人的﹞，但當在那裏獃久了﹝至今已經五個月﹞，人就開始對整片空間敏感起來。碼頭就成了一幅追尋歷史主體的地圖，按着它的指示探索，讓我重新發現這個地方的舊殖民時代；而與特區政府交手的過程，則讓我看清楚這個「後 / 新」殖民時代。如果不是重新掀開眾多隱藏於細節裏的新舊殖民式操弄，我不會知道自己原來多麼渴求踏上自主之路。

一﹞從皇后碼頭掀起的殖民線索

經過傳媒不斷複述，市民都記起皇后碼頭是英國殖民地貴賓及港督上岸的地點；然後有親政府立法會議員以專家的口脗在議會裏表示，目前的皇后碼頭只有幾位港督上岸，不要誇大其歷史意義。香港地，不單止遊行數人頭，連保留歷史建築也要數人頭。問有幾位港督在皇后碼頭上岸只是數字遊戲，更要緊的是：由一八四一年開始，所有英國殖民地港督都是乘船上岸的。

歐洲殖民者皆是靠航海起家，英國自不例外，而碼頭很自然成為殖民地中最重要的公共場所，是最盛大的儀式和慶典舉行的地方、亦是整個城市空間政治的核心。英國殖民者在佔領香港不久，就有指定的官方碼頭供英國皇室成員、軍方將領或殖民地總督上落，期間道路封閉、海軍鳴放禮炮、大人物威風澟澟地檢閱士兵。最初的官方碼頭位於中環畢打街和德輔道中交界的畢打碼頭；十九世紀末填海後遷至干諾道中的卜公碼頭；到了一九二五年，殖民者在中環皇后像廣場對開興建新的官方碼頭──第一代皇后碼頭。在空間上，皇后碼頭和皇后像廣場連成一直線，營造了開埠以來最大的登岸儀式場地。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是首位於皇后碼頭登岸的港督。

二次大戰後，殖民地政府為了填海闢地發展地產，將登岸儀式場地整個搬到新建的大會堂建築群。建築群中第一座建好的正是第二代皇后碼頭，之後天星碼頭、停車場和新大會堂高低座才相繼落成。新建築群的空間政治意涵仍然強烈，高座的位置剛好擋住後面的中國銀行總行﹝如圖，匯豐銀行前面則永無阻擋，連摩地大廈也要讓路﹞，皇后碼頭則正對着大會堂低座的入口，與中間的愛丁堡廣場構成英國殖民者在香港最後一個官式登岸場地。由柏立基至彭定康一共六任港督，都是在第二代皇后碼頭上岸後到愛丁堡廣場檢閱儀仗隊，再到大會堂低座宣誓就職。

人類學學者BernardCohn曾指出，多個歐洲殖民帝國都擅長以戲劇式的展示或儀式以確保「對殖民地原居民的持續統治」。在殖民時期的印度，英國殖民者設計了各種各樣的儀式，令到前皇朝的王公們保留名義上的尊貴地位，遂甘心協助殖民者維持英帝國統治。

翻開殖民政府有關皇后碼頭儀式的檔案冊，眾多看似瑣碎的事情令人感受到殖民政府賦與這個碼頭重大的象徵意義。譬如，一九四七年，港督葛亮洪發現皇后碼頭上面掛的英國國旗不翼而飛，馬上下令多個部門徹查；另一次匯豐大班摩士﹝Sir Arthur Morse﹞在行政會議上投訴，葛亮洪港督上岸時，皇后碼頭上面的英國旗顯得骯髒，下令以後的場合國旗都要保持清潔。到了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國泰電影公司申請在皇后碼頭及大會堂之間舉行「名車展覽」，政府即以「有損此公共建築的莊嚴」為理由拒絕。

從畢打碼頭、卜公碼頭、第一代皇后碼頭到眼下即將被拆的第二代皇后碼頭，殖民者一脈相承地以海路來宣示主權，並透過一絲不苟、排場十足的上岸儀式震懾本地華人，要大家甘心做「與殖民者共榮的」順民。今天的中年人，不少還念念不忘六、七十年代多位英國皇室成員來訪的盛況﹝據當年警方的備忘錄，皇室成員上岸儀式的時間表，是逐分鐘安排的；而每一位成員都有其專用旗幟，貴賓人在哪裏旗便掛到哪裏﹞。我還記得，早兩個月在遮打道邀請市民聯署保留皇后碼頭時，一位珠光寶氣的闊太走過來簽名，她說：「要政府還番六十年代的香港給我。依家政府只懂得拆晒啲舊建築，同時間又益晒啲大陸人，搞到大陸的大肚婆湧落黎香港生仔。」

留戀殖民者的威儀，再加上歧視內地人的大香港情緒，可能是小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富貴香港人﹞心中保留皇后碼頭的理由。同時間，一些愛國報章寫手也條件反射式地批評「一小撮人」留戀英國殖民者，「只是一些一廂情願的殖民管治時代的隨從.....意識形態落後」。我一直不能好好分析這兩種說法，正如我在檔案館的故紙堆裏找到上述的資料時，只感到遙遠和有趣，卻不覺得與自己密切相關；直至我發現皇后碼頭被拆後的新中環海濱規劃﹝未來﹞、以及切身體會到特區政府的行政手段，皇后碼頭那一段過去才突然成為「我的歷史」。

二﹞一朝天子一朝空間政治

天星、皇后被視為不合時宜的過去。那香港城市的未來是怎樣呢？前拓展署署長黃鴻堅聲稱填海是為「把香港的天然遺產──維多利亞港，還給市民。」先不論他這句話是否自相矛盾，在政府的宣傳中，拆毀天星、搬走皇后碼頭後換來的土地，在興建超過一千萬呎樓面之外，「計劃發展一條連綿的海濱散步長廊，讓市民細覽海港景色」、「沿著海濱長廊，連接貫通南北的走廊﹝即皇后像廣場休憩走廊、文娛走廊與藝術及娛樂走廊﹞之處會提供若干重點設施。海濱長廊能讓市民和遊客飽覽維港壯麗的景色和香港宏偉的摩天大廈。」

特區政府隱而避提的是，在那個政府承諾會「還給市民」的新中環海濱正中央，將會轟立一個比皇后碼頭更寬闊的、長一百五十米的解放軍碼頭﹝根據中英兩國在一九九四年簽訂的防務協議﹞。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曾表示：「與解放軍磋商後，他們表示碼頭必須建於中環軍營前面。除了150米長的碼頭之外，還需要在碼頭兩端預留兩條各75米長而直的進出口航道，以便必要的軍艦在靠泊時可以安全操作。」﹝引用終審法院訂立的「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準則檢討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第六十三頁﹞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也有一朝的空間政治。主權由倫敦交到北京後，皇后碼頭和大會堂的儀式地位固然馬上被冷清的灣仔金紫荊廣場取代﹝為了「搞旺個場」，特區政府需全速填海將金紫荊和周邊連繫起來﹞，然而整個新布局的主角肯定是高度設防的解防軍碼頭，以及轟立在旁邊的新特區政府總部。保衛碼頭抗爭者認為大會堂、天星、皇后以及停車場是一個建築群，缺一不可；在特區統治者眼中，政府總部、解放軍總部、警察總部同樣是缺一不可的建築群──其管治願景如何，大家心中有數。

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另一重意思是，儘管旗幟換了，從上而下的空間政治變了，但殖民管治制度和殖民管治文化通通不變。英國殖民政權頭一百二十年實行威權政治，最後三十年則在香港人當中培育出沒有自主性的「淺薄的香港意識」﹝呂大樂教授語﹞和大香港心態。現在回歸十年，新的統治階層並沒有令香港人的自主性得以彰顯，反省殖民統治，反而理所當然地沿襲殖民者的管治模式，一邊大力推動未經反省的國族化，試圖令香港人學講「穩定和諧壓倒一切」。而這一切殖民式的統治手法，雖然相當清楚﹝除了殖民地和威權國家急於宣示武力之外，有哪個地方會把軍隊放在城市的中央？為何解放軍在香港回歸時不將總部搬離金鐘，更要在回歸十年後佔去難得的新海旁來建軍用碼頭？﹞，但在國家主權、民族大義以至經濟利益三面大旗下，香港人不是視而不見，就是見到也不敢吭聲，以免負上港獨的罪名。

無論是留戀殖民、歧視大陸的中環闊太，還是徹底擁抱「先進意識形態」的愛國報章作者，都不願意正視香港人仍被殖民的身份。但我在這裏要大膽地指出，天星碼頭乃至皇后碼頭保衛運動的參與者，是有意識地透過與政府角力，開展對殖民管治文化的清算。當特區政府挾着行政和程序暴力拆天星拆皇后碼頭時，我們已慢慢學會循不同途徑曝露其醜相。舉一個例，成員全部由政府委任的古物諮詢委員會一直迴避履行責任，不肯為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作獨立評估，康文署的官員卻含糊其辭地辯稱：「古物諮詢委員會已在2002年審議中環填海計劃第三期的《建築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委員會認為皇后碼頭有其價值，並同意保存皇后碼頭珍貴組件作重建之用。」﹝見立法會文件附件B第六頁﹞

然而，翻查古物諮詢委員會零二年三月十三日的會議紀錄，我發現委員們根本沒有獨立地就皇后碼頭的歷史價值作判斷。他們是在發展部門的官員主導下，先假設了天星和皇后碼頭一定要拆，然後才討論一些權宜的補救措施，沒有一人站出來說要原地保留。那些補救措施及其理據亦令人大開眼界，包括：﹝一﹞填海會令一些歷史建設需要搬離，建議在原址豎立標記，譬如銅鑼灣海邊的禮炮，因為遊客有興趣發掘城市發展的痕迹；﹝二﹞建議保留個別建設或豎立標記，讓公眾知道未填海前的原海岸線......清楚展示不同年代渡輪碼頭的位置，能夠促進旅遊業發展。

要令充滿香港殖民特色的諮詢委員會政治破產，首先就要將那班習慣食免費政治午餐的人曝露於公眾面前。在揭發委員會醜態的過程中，我們重新認識何謂殖民管治，這就是我在皇后碼頭保衛運動中尋找歷史主體、尋找自主可能性的經歷。

結語

二月初，我跟一班大學生在皇后碼頭講歷史，包括大會堂建築群的空間布局等。其中一個住新界的同學說：「我覺得沒什麼意思，﹝點解？﹞因為我以前都不知道這些事。」

我從皇后碼頭看到滿身的枷鎖，我也希望新一代能有同樣的經歷。原址保留皇后碼頭，主要為的是那班仍然天真的大學生，還有很年輕的甚至還未出生的下一代。皇后碼頭之所以要原址保留，因為它形象化地總結了過去一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我們很多在殖民管治下長大的香港人，都在殖民政權刻意掩蓋下，對本土歷史幾乎一無所知。如果連皇后碼頭也被特區政府無聲無息地拆掉 / 搬走，然後再無聲無息地以解放軍碼頭取以代之﹝新的空間政治﹞，那香港的下一代，就喪失了了解並解除殖民管治文化﹝以及質疑不斷將公共資源私有化的發展主義﹞的一個重要「空間憑據」。我們已經錯過了太多反省殖民統治，反省大香港主義，建立市民自主的時機；如果再不「補交功課」，那就算再過十年、二十年，新一代的香港年輕人仍將懵懵懂懂地不知身在何方，或者懵懵懂懂地說沒意思沒意思。原址保留要捍衛的是「反省過去的憑據」，反省過去是為了創造將來﹝董啟章語 ﹞。

Tuesday, February 06, 2007

Tue, 06 Feb 2007 04:19:21 GMT

說孤獨

在群眾中，你生活於當時的時代，在孤獨中，你生活於所有的時代。

孤獨的一個人，在一個人與莫有之間，蘊藏著無限。

在群眾中，你不能認識世界的無限，因為你只注意別人如何認識世界，你只覺他人的世界在你之外，你的世界，被限制了。

在孤獨中，你開始面對著蒼茫的宇宙。

所見所聞所思的一切，在你孤獨的時候，表現為你心靈的圖畫。

畫軸的展開，依著你心靈內部的天樞。

心靈的光輝，自天樞縱橫四射，運行浸潤於無窮的畫境。

你的孤獨永遠不會使你寂寞的。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

Monday, January 22, 2007

Mon, 22 Jan 2007 12:09:51 GMT

小弟剛發現唔見了《悲情城市》dvd，誰借了的話請儘快聯絡我~~

Sunday, January 14, 2007

Sun, 14 Jan 2007 16:46:26 GMT

二年級以來，已經從網上下載了千多幅電影海報、劇照，和一些有趣的圖片。真的叫人十分十分難忘的海報實在不多，有幾張特別喜歡。

Saturday, December 23, 2006

Sat, 23 Dec 2006 19:13:24 GMT

世紀人文．關懷．視野
D04

明報

董啟章
2006-12-23

世紀

保留與開展--捍衛天星之雙重意義

近日因為清拆天星碼頭而掀起的抗爭，最為鮮明的是當中的行動性質。一群青年闖進正在動工的地盤，連日冒着寒風冷雨，以身體阻擋清拆的進程。這次行動表面上來得很突然，而且人數也不多，可是被他們看似「激進」的行動所映照出來的，其實是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的被動和無力感。針對被動的大多數，政府向來也能以混淆視聽或避重就輕的手段，以不全面、欠徹底和沒誠信的諮詢，製造米已成炊的局面，然後以所謂無可改變的現實，來逼使沉默的大多數無奈地接受「破舊立新」的城市發展方案。再遇到反對的聲音時，就提出一些仿製古蹟的「保留建議」，還擺出一副從善如流的樣子。而被動的大多數也會被這種邏輯蒙騙，又或者只能聳聳肩膊，吐出一句「係咁㗎啦」的慨嘆。政府就是看準了群眾的沉默和被動，而張揚着「不出聲就即是贊成」的歪理。

從根本改變城市發展策略

捍衛天星的年輕行動者，突然強而有力地打亂了政府的如意算盤，也同時打動了好一些沉默者，當然也惹來了好些務實主義者（或識時務者）的反感。對於那些被打動的人來說，他們突然醒覺到，事情根本就從來不是不得不如此，而把天星碼頭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本來是絕對可以實現的事情。務實主義者卻會說，到了現在這個階段，要改變已經太遲了。可是，正如一名示威者所說，他們爭取的並不只是保留舊物，而是從根本上去改變整個城市發展政策。所以，行動的意義並不在懷緬過去，而更加是展望將來。天星碼頭對香港人的意義，不是所謂集體歷史記憶，或等而下之的懷舊心態所足以解釋的。也即是說，那不是「過去式」的東西。在官方的語言裏，「過去式」的運用行之有效。說什麼什麼舊物「完成了歷史任務」，一方面好像給予正面的評價和尊重，但也意味着可以理直氣壯地加以清除。而歷史記憶因其為記憶，也似乎只要銘存於心，或者以仿製的替代物供人憑弔，就可以「拋開過去的包袱」，歷史於是變成了發展的障礙。可是，歷史作為賦予一個群族存在意義的故事，並不是寫在書上的文字，它是由活生生的主觀記憶和客觀實物交織而成的。

關於人和物的關係，以及行動的意義，可以借鑑二十世紀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蘭特（Hannah Arendt）的看法。阿蘭特在她的大作The HumanCondition中提出，人類的生存可分為3 個層面。最底層是生物性的存活，也即是人類作為勞動者（animallaborans）的面向。更高者為人類作為製造者、建造者（homo faber）的層面。通過製造（fabricate/make/build）物件（work/use object），人創建持久的、不易朽壞的世界，也即是人類共同的安身之所。最高的層面分為「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和「默觀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後者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而前者則構成了「公共空間」（the publicrealm），也即是政治的空間。阿蘭特感到擔憂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製造者的角色已經被勞動者取代，持久的製造物被即棄的消費品淘汰，人類逐漸失去了他賴以安居和互動的世界。在現代經濟理論和實踐的主導下，勞動從生物層面上的存活，躍升為現代社會的總體行為模式，也即是生產和消費的循環，這導致生活的異化和疏離，存在的孤獨感和無意義。在這樣的條件下，行動的空間也大為萎縮，但行動的可能性卻變得彌足珍貴。行動的特徵是短暫的、易逝的，不留下持久的事物，而且結果充滿變數，難以預測。但阿蘭特認為，行動同時標示着人的創始能力。行動意味着新的開始和開展，因此行動和誕生（nativity）連在一起。也即是說，沒有行動就如同死亡。這就是阿蘭特看重行動和政治空間重建的原因。

歷史建築集體「家園」

在我們當前的事態中，我們看到了行動和製造物的深刻關係。天星碼頭作為一座歷史建築，本身是一個「物件」，而物件亦同時建構空間，人的生存環境，或阿蘭特所說的「世界」。人自身生活的居所，也是一種物件，傳統地我們把這理解為「家園」。「家園」具有持久性、安穩和護蔭的作用。在我們的勞動者社會裏，根據大量和高速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家園」不再存在，而轉化為「物業」或「樓盤」。「樓盤」是沒有內在意義而只有金錢價值的東西，又因其可交換性，而不再是一個讓人安身的「物件」。近年因為舊區重建（以利東街為例）而引發的抗爭，以及居民「流離失所」的痛苦，就是源自這樣的轉移。在最「貼身」的私人生活居所之外，人的生存意義也建基於公共的場所。當一個公共場所在時間的流程中建構了社群的體驗和記憶，我們稱它為「歷史建築」。「歷史建築」不應機械化地由年份的長短來界定，而應顧及它對生活其中的社群的意義。換句話說，它是賦予一個社群整體生存意義的「製作物」，在空間的維度上提供共同性，在時間的維度上提供連續性。個人的「家園」和群體的「場所」，皆以持久的「製作物」的形態建構了人類生活其中的「世界」，或者廣義的「家園」。兩者意義的相連，讓人很自然地把保衛天星碼頭和舊區重建的問題相提並論，也是真正具意義的「香港是我家」的一體兩面。遺憾的是，香港現在的政商共同體正合力在公共和私人的層面剷除僅餘的「家園感」，消滅人們持續和共同的生存意義，代之以只具交換價值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在我們自許為高度發展的大都會文明裏，人們其實回復到螻蟻般的生物生存狀態去，不斷作無意義的生產和消費。這就是阿蘭特所說的現代勞動者社會。孤獨感、疏離感和無力感，只能靠不斷的勞動麻醉和官能滿足來紓緩。

行動維護「物的世界」

在這樣的狀態下，我們失去行動的觸覺和能力，這就是我們變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原因。天星碼頭是構成我們的「世界」（空間）和我們的「歷史」（時間）的建築物，也即是維繫着我們的共同生存意義的其中一個樞紐。這些樞紐正一個又一個地被瓦解、拔除，取而代之的是不能構成「世界」和「歷史」的價值交換品，也即是樓盤、商品、功能、型號等等沒有內在意義的東西。我們的歸屬感和共同感，將會無可逆轉地分崩離析。我看不見這樣的發展有任何前景可言。這次憑着一群青年的行動，我們重新感到力量，誠如阿蘭特所言，如果行動代表着新生命的開展，縱使結果無法預期，也總比沉默地等待可預期的死亡好。而以「行動」來維護「物的世界」，也為行動奠下了堅實的基礎。政治空間就是我們渴求恆久安居其中的世界，利東街如是，天星碼頭也如是。

Tuesday, November 14, 2006

Tue, 14 Nov 2006 17:21:15 GMT

諮詢稿全文可參：http://www.cuhk.edu.hk/bilingualism/b5/report.htm

雙語政策與中文大學的未來

──對《中大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

周保松(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在九月發表的報告書諮詢稿中，開宗明義指出，「中大四十多年來一直堅持中英雙語（兩文三語）的教育方針，雙語教育是中大的特點和優勢，中大雙語教育的政策和目標維持不變。」這是擲地有聲，鼓舞人心的說話。

只要對香港歷史稍有了解，便知道在這樣一個殖民地城市，要肯定中文作為一種學術語言，和英文具有同樣地位，是多麼的艱難。即使去到今天，香港回歸九年後，中大依然是香港唯一一所高等院校，在其大學條例中明言「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並以提供優質雙語教育為使命的大學。這是中大最鮮明的特點，也是許多中大人身份認同所在。而經過四十多年的堅持和實踐，事實證明，中大行對了路。中大的雙語教育，培養出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學生，並令中大沈澱出一種獨特的個性。今天，恐怕沒有人會再說，因為中大使用中文，所以它是次一等的。正如委員會所稱，雙語教育是中大的優勢和資產，而不是弱點和負擔。這份自信，得來不易，也道出了很多中大人的心聲。如果委員會能夠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秉承中大的傳統和理想，進一步「優化」雙語政策，那的確可稍減師生校友對中文大學不再說中文的擔憂。

香港中文大學雙語政策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書諮詢稿中，影響最深遠也最具爭議性的，是日後的授課語言，將根據學科性質來決定這個大原則。具體點說，凡是普世性的科目，將用英語授課；凡涉及中國文化的，用中文授課；凡帶本地文化色彩的科目，才可用粵語授課。報告書亦建議，凡招收非本地生的學系，必須提供足夠用普通話或英文教授的科目。與此同時，通識教育亦需作出類似安排。

這是中大雙語政策的一個典範式轉移。這個改變，有幾個後果。一，老師將失去選擇授課語言的自主權，而改由以學科性質決定。二，中文授課的科目將大大減少，因為相當大部份的學科，將被界定為普世性學科。而在資源壓力下，學系亦會傾向提供更多的英文課程。換言之，在客觀效果上，新的政策將嚴重向英文傾斜。三，普世性學科必須用英文授課的原則，意味著委員會並不相信學生適合用中文學習這些學科，亦不鼓勵老師使用中文去傳授這些知識。後果自然是修讀這些學科的中大學生，日後將沒有能力使用中文去表達和傳播這些普世性知識。這些知識，亦將不可能在中文世界中生根，發展，成熟。四，委員會似乎認為，知識該以何種語言傳授才最有成效，和施教者受教者，以及具體的學習語境並沒多大關係，反而和知識本身的性質密不可分。

我雖然認同委員會對雙語教育的重視，但也認為這些建議在教育理念和實踐中大的理想上，有可商榷之處。我的觀點，難免受到我的讀書教學經驗影響，亦和我對大學理念的理解分不開。既是管窺之見，偏頗自然難免。但作為中大人，面對母校的鉅大轉變，我自覺有責任，以如履薄冰之心，提出我的憂慮，供大家參考。

要評估報告書是否可取，我們須先瞭解中大的教育理想。報告書一開首便說：「中大一直堅守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所提倡的「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的精神，珍惜並重視中英雙語的優良傳統。」這表示，委員會將李校長對中文大學的期許，和雙語教育緊密扣聯起來。我們因此要問：報告書提出的新方向，到底在何種意義上，能夠更有成效地實現李校長當年立下的宏願。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宜對李校長這個提法的歷史脈絡，有個基本認識。

依我理解，只有強烈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才會對中大有這樣的期許。過去兩個世紀，中國正處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重重衝突之中。這些衝突，令中國付出沉重代價。不少知識分子意識到，要救中國，現代化是唯一出路。而要現代化，則須摒棄中體西用，又或全盤西化的做法，而應在中西古今文化之間，尋求創造性的轉化結合會通。李校長的十四字真言，正表示他堅信中大對於中國文化的未來，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中文大學既不是一所為殖民地培養買辦的大學，也不是一所沒有文化承擔的「國際大學」，而是一所紮根於香港，以建設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大學。[1] 委員會主席金耀基教授便曾說過，中文大學的「任務和職責，講到底，乃在於建構中國的現代的文明。」[2]

近年，不少人喜歡拿李校長的說法支持大學國際化，甚至聲稱中大建校之初，已在走國際化的路。我認為這種詮釋，曲解了李校長。今天的國際化，是有一系列量化指標的，包括英語教學的多寡，招收非本地生的數目，教師在英語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大學在全球種種排名榜中的位置等。這等於說一所大學愈將自己獨特的傳統語言文化精神拋掉，愈將自己變成英美式的大學，便被視為愈成功。按此理解，中大多年來對中文的堅持，今天反成了負擔，因為國際化的必要條件，是英文化。於是，中大的立校宗旨「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甚至連「中文大學」這個名稱，都成了負資產。這種張力，近年愈來愈大。

但這種版本的國際化，和李卓敏校長所談的大學精神，以及馬臨校長強調的「中文和英文兩種語言的重要是不分軒輊而互相補助」的觀點，是差之毫釐，繆以千里。[3] 因為這種做法，便形同切斷自己文化上的根脈，拋棄自己的文化使命，甚至使得整個學術社群在心理上產生一種自我矮化。試問，這如何談得上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並以建設中國文化為己任？委員會認同我的觀點，明確表示國際化的目標不是英語化，而是雙語教育，因為「中大也應正視它在香港及全國所承擔的使命與責任。」既然如此，我認為理想的雙語教育，應朝以下方向發展。

一，中大應投入更多資源，致力提高學生中英雙語的能力。但我們必須將語言能力的提升和學科知識的有效學習作出區分，而不應為了前者而強迫學生用一些他們不熟悉的語言學習，因為這樣既會窒礙學生有效吸收知識，亦會影響他們的心智發展。要知道，愈抽象愈理論性的知識，對語言的要求愈高。在學生未有足夠能力嫻熟使用外語學習時，（假設其他條件相同），老師使用學生最熟悉的語言授課，並輔以外語及相關教學材料，循序漸進，也許更為有效。

二，大學應平等對待中英雙語，給予老師充分自主權，容許他們選擇最適合的語言從事教學研究。這不僅是對老師的信任和尊重，也體現一種基本的教育理念。教育的根本目標，是啟迪學生的知性，培養學生的德性，令他們成為獨立自主的自由人。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言傳身教，需要師生良好的溝通，需要學生勇於發問思考，需要學生對知識有真切的感受，並將所學融會在生活之中。因此，容許老師有自由根據自己的專業判斷，因應具體情況使用合適的語言授課，是最佳教學的必要條件。

讀過莊子的「庖丁解牛」的人，當知道教育最高境界，是道而非技。[4] 當代社會學家Bent Flyvbjerg也指出，知識的學習可分五個階段。在最低的初學階段，學習者只會抽離具體語境（context-independent），按部就班的跟隨某些既定規則行動。而去到最高的專家階段，學習者則能夠因應具體情況，作出直覺的和全面的合理判斷。[5] 如果因為語言的限制，令學生只能夠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學習，不能培養出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享受追求知識的樂趣，那實在是很可惜的事。香港大中小學很多老師，對此一定體會甚深。在扭曲的語言政策下，有多少自由的心靈，因此而枯萎凋零！如果學校不主動去創造這些有利條件，反而限制老師的自由，那是連技也談不上了。

三，要實踐中大的使命，大學更應鼓勵老師學生，多用中文進行學術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望培育自己的學術語言，發展自己的問題意識，慢慢建立中文的學術傳統，並將西方的學術資源，逐步普及傳播到社會，開啟民智，滋潤民心。否則，我們的學術社群，將會永遠成為西方的附庸；我們生產的知識，永遠和社會脫節；我們的學生，亦將永遠欠缺使用中文進行學術探索的能力。

想深一層，這樣的方向，也切合時代的發展。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也對世界政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可以預見，中文的影響力將會愈來愈大。作為一所對中國文化有使命的大學，實在應該善用雙語傳統的優勢，推動及鼓勵中文學術書寫，幫助中國更健康更合理地步向現代社會。

四，雙語教育的優勢，不僅在於語言能力的提升，也在於學術和思維能力的提升。一個人愈能自由地運用不同語言思考，便愈能體會知識在不同語言系統中呈現的多元性及獨特性，從而拓闊深化對知識和人生的領悟。如果將知識強作分類，然後限制某類知識必須以某種語言授課，不見得對學生有好處，也和「結合與融會」的精神有所牴觸。再者，抽離具體的學習語境，聲稱運用某種語言學習某類知識必然最為有效，並沒道理。學習的成效，並不僅僅繫於學科的性質，更繫於學生的學術和語言能力，以及老師的教學方法。

如果以上所說稍有道理，那麼委員會提出的「優化」政策，其實偏離了原來的理想和一些重要的教學理念，因為在新的制度下，中文會慢慢被邊緣化，老師和學生漸漸失去選擇授課語言的自由，學科性質以頗為任意的方式切割，學習效能並未受到足夠重視，以及中文學術書寫繼續不受到重視等。

有論者或會辯稱，這是為了國際化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如報告書所言，「國際化是今天世界發展的大趨勢，所以中大必須加強它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這對學生的出路及大學的發展無比重要。」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委員會或許覺得，面對時代轉變，修正原來的教育理念，實在無可避免。但從教育的觀點看，國際化本身並不是目的。國際化的一切舉措，必須是為了提升大學的教育質素，也即培養出更好的學生，以及創造出更好的知識。

什麼是好的學生？在香港，最普遍的答案，是看學生能否在競爭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取得最大的優勢。於是，大學教育的成敗，取決於僱主對畢業生的滿意程度，賺取工資的高低，進入大公司的比例等。從政府的角度看，教育是純粹的人力資源投資，目的是滿足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流風所及，學生漸漸也只視讀書的目的純為增值──增加在市場競爭中的的價值。大學的使命，遂變成如何爭取最多資源，並以最有效的方式，培養出更多這樣單向度的經濟人。循此思路，所謂大學國際化，說到底，也是要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進一步增強學生的經濟競爭力。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將人變成一種工具。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今天香港高等教育的實況。

但如果我們停下來想想，便會發覺，以這樣的心態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必然難以對知識本身有任何嚮往追求，亦沒有興趣培養自己的德性，更不覺得對社會有何責任，又或相信大學生要承擔什麼文化使命，也必然和「博文約禮」，「修德講學」，「止於至善」的校訓背道而馳。這正好解釋，為什麼今天再沒有人談大學理念。即使有人偶然提提，在許多人眼中，也顯得如斯軟弱無力，甚至滑稽可笑。因為從制度到生活，理想性的東西早已被掏空。我們整個教育體系，都不再相信教育有任何內在價值。我們喪失了那種美好的想像能力。我們集體創造牢籠，然後自困其中。

這是我們教育的真正危機。

中大要談雙語政策的未來，首先便須正視這種危機，並重新思考大學的理念，而不是抽離的高談如何利用雙語教育來加強學生的全球競爭力。在缺乏豐厚的人文教育下，愈有語言及市場競爭力的學生，有可能愈遠離人性，愈加個人主義，愈欠缺批判力，愈沒有個性。

既然如此，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看另一種對「好學生」的定義：好的大學生，是對知識有好奇，對文化有關懷，對價值有執著，對生命有反省的人。好的大學教育，應以培養這樣的人才為目標。這不是妄顧現實的烏托邦之論。恰恰相反，這樣的學生才是香港以至中國最需要的人才，也是全球化大潮中真正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人，才能夠懂得如何好好生活。所謂全球化的挑戰，不應只是計算如何在劇烈的競爭中，令自己得到最大利益，而應批判性地反思全球化的意蘊，以及在這樣的處境中，什麼是我們獨特的文化使命和辦學理想。未經大學師生深思熟慮的說理論證，然後便擁抱某種國際化論述，並要求整所大學為之迎合，箇中得失，值得細心衡量。

要培養出第二種好學生，當然不容易。中大的優勢，是數十年來，經過許多代師生的努力，積累出不錯的人文傳統。我相信，中大人的人文關懷和批判意識，是中大最寶貴的資產。而這份資產，和我們雙語教育中對中文的重視和肯定，是分不開的。因此，任何大的變動，必須謹之慎之。我也相信，只要中大上下懂得珍惜這個傳統，時刻以育人為念，將眼光放遠，採取兼容並蓄，自由開放的態度辦學，中大自然會不斷提升，好的老師學生自然會慕名而來，李卓敏校長當年立下的宏願，也自然能夠慢慢實現。

[1] 就我所知，李校長這個提法，是在1967年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時首提。有關李校長的生平及其辦學理念，可參陳方正，〈永誌魄力恢宏的開拓者〉，《中文大學校刊》，二零零四年秋。

[2] 金耀基，〈一個東西文化相遇的偉大故事：新亞／雅禮協會：過去、現在與將來〉，2004年6月17日。

[3] 馬臨，〈第廿二屆頒授學位典禮演講辭〉，（1980年12月11日）。

[4] 郭慶藩，《莊子集釋》，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19。

[5] Bent Flyvbjerg, Making Social Science Mat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9-24. 作者稱此為Dreyfus model，因為這個理論源自 Hubert and Start Drefus,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revised 1988).

Wednesday, November 08, 2006

Wed, 08 Nov 2006 04:09:22 GMT

馬嶽的政政家書。

我回到了中大

我終於回到了中大。

我在中大年代認識的中大朋友，聽到我轉工的消息，通常都會說「你番（「回」）中大」？注意是「番」，不是「到」，不是「過檔」，不是其他動詞。對很多那年代的人來說（也許包括我），我有一天回到中大任教，「落葉歸根」，彷彿是自然不過的事。

也許是這個緣故，不少本來認識我的中大人是不當我是新職員的。但我的確是個新職員，很多方面都要適應。

文化震撼

念書的年代，是從學生的角度認識中大的，很多行政系統和制度都沒有交手的機會，現在和行政部門打交道，對我來說是嶄新的經驗。例如我宿舍的防蚊網破損，有些燈泡要換，和希望更換牀褥，打電話給宿舍的修理部門，然後會發覺在高度分工的中大，這三樁事情是分別由三組人負責的，即是要分別約三次。

本科畢業近廿年後重回中大，物換星移滄海桑田，有時是種「文化震撼」。在我心目中，恒生樓是座新宿舍，但回來後看見慶祝「恒生樓廿週年樓慶」的宣傳品，老大不自在。廿年下來，錢穆胡忠仍然屹立山巔，鄭棟材馮景禧仍然健在、梁銶琚和何添我依稀認得，但陳國本、許讓成、利黃瑤璧，他們是誰？李達三樓，竟已成了一坯黃土。

有一天在崇基教堂附近，驚覺「小橋流水」已變成「小橋『喉』水」，橋下的水是用幾條大水喉「營造」出來的。我在想：沒有了小橋流水還算不算是崇基？現在晚上沿大埔道回校，總會看到那燈火(太過)通明的中央實驗室，閃光炫目至看不見其他東西。不禁在想：會不會有一天中大的建築物高至我們看不見水塔？看不見水塔還是不是中大？

中大的寶貴資產

但有些東西還是中大獨有的。我有點訝異聯合書院的清潔工，原來不像其他大學般外判，於是我們得到有親切感得多的服務。在大學一片走向國際化、商業化、市場化和中學化之際，中大和中大政政系還是有較多的師生在堅持某些大學的價值和教育理想的（換句話說，是「唔化」），不得不引以為傲。也許中大留給我們的，就是「一肚皮不合時宜」。

由系會迎新營開始，我發覺原來現時中大還是有人講大學的本義和價值的。我看到新亞的刊物和最近有關桂林街和中文教學的討論，發覺竟然有同學仍然在談中大理想和新亞精神。這在我念大學的年代，無論是校方、書院輔導處還是書院學生會，其實都是沒有認真討論的。自己在高年級的時候，才不知在那裏看到新亞書院學規。（如果沒記錯）第一條是：「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匯通合一。」第二條是：「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的最高旨趣為做人。」這不需課程轉授，不需教授講解，不需校方宣揚，年青學子看後自有其感動。有時精神遺產不一定靠校方傳遞，在歷史中存在過有價值的東西，自有其不滅的生命力。我會說，這是中大最寶貴的資產。

不是後記

進中大時火車路外便是海，現在從宿舍往外望，火車軌外是十條行車線的吐露港公路，公路外是十多層高的科技園，如果你有足夠眼力看到科技園後面，你會看見馬鞍山的數十層高樓。海景，對中大來說已是種奢侈品。

從宿舍向下望，每天都看到一輛鏟泥車，正把一大片綠色變成土黃色，說是「斜坡鞏固工程」，似乎他們鞏固斜坡的方法是把斜坡變成平地（這，當然，應該很鞏固）。行政人員可能怕人說自己「不事生產」，於是總要透過改變物質環境來確認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官僚總是發展主義者，而發展主義者似乎都不太喜歡看到綠色。

耳邊飄起了羅大佑的「鹿港小鎮」：

「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　砌上了水泥牆

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　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

門上一塊斑駁的木板　刻著這麼幾句話

『子子孫孫永保用　世世代代傳香火』．．．．」

再二十年後，現時的同學再回到中大，不知今天的我們可以留給他們甚麼．．．

Sunday, November 05, 2006

Sun, 05 Nov 2006 16:20:22 GMT

用「神來之筆」來容形邁克翻譯片名的功力絕不為過，正在努力確認他的手筆。

已確認：

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

落水狗（Reservoir Dogs）

浮花（Volver）

瘋狂約會美麗都（Les Triplets de Belleville）

留心那話兒（Prink Up Your Ears）

桃李刧（The Fruit Machine）

聲邈物靜（Distant Voices, Still Lives）

迷失決勝分（Match Point）

聖．教．慾（Bad Education）

踏破鐵鞋無覓處（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

八哥傳（Bird）

芝麻開門（The Key）

戲夢巴黎（The Dreamers）

Tuesday, October 10, 2006

Tue, 10 Oct 2006 17:56:38 GMT

我們是中大人---以歷史眼光審視語言政策

錢穆先生辦新亞書院，最艱難時，桂林街宿舍的桌子，便是他的睡床。

一九五二年，港府頒例，私立學校都要辦理商業登記，新亞同人非常不滿，認為新例使學校變質為牟利團體，侵害中國傳統的教育理想，錢先生表明，寧願關閉書院，也不接受，結果，在顧問趙冰大律師的幫忙下，打了一年官司，才得到豁免。

後來，書院發展上軌道，錢先生為了實踐理想，跟崇基的凌道揚校長及聯合的蔣法賢校長，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向港府爭取成立第二所大學。起初，殖民地政府充滿戒心，害怕出現新加坡的情況---由華僑創辦的南洋大學成了反殖溫床，但協會努力不懈地爭取，國際及社會環境又出現連串變化，政府最後開綠燈，中文大學得以成立。使人驚詫的是，創校不足一載，錢先生便辭去新亞院長一職。在專制保守的殖民地，敢挑戰英語霸權，開辦中文專上教育，再艱難的事都經歷過，現在有機會實現更大的理想，卻猝然離開，究竟當中有何隱衷？前中大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孫國棟教授，去年接受訪問時的說話，露出端倪。(1)

原來，中大首任校長李卓敏在錢先生臨走時這樣說：「你若辭職，便要立刻走了，甚麼待遇也沒有；退休便不然，退休金可由你開辦新亞時開始計算。」

這顯然是一種脅迫，但錢先生沒有屈服，寧願不拿數十萬元退休金，也拒絕把「辭職」換作「退休」，誓要保留一種抗議恣態，可見他的離開，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王俞在《中文大學的本質》(2)中指出，錢先生是因為看不透殖民地教育的本質，滿以為港英政府會支持他們辦中國人的高等教育，結果事與願違，鬱鬱赴台。(錢先生初時的想法可參考《新亞遺鐸》頁256-257)政府接受錢先生的建議，以「中文」為大學命名，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以中國人當校長(政府初時屬意由英國人來當)，是為了收編私立大專力量而作的讓步，當李卓敏走馬上任，即提出要倡辦一所國際大學，為本身重英抑中的語文政策開路護航，使中大變成另一所港大，培養更多管治人才，替殖民地的英國主子效力。中大學生會於七二年三月，做了一次全民意見調查，只有1.3%的員生認為，中大發揮了弘揚及創造中國文化的功能(3)。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先生，三十年前亦曾撰文，批評校方的教育與行政，一直重英輕中得很(4)。這正好說明打從創校始，中大便背離了錢先生的辦學理想。以錢先生剛毅的個性和對信念的執著，辭職(或被迫走)乃必然的事。

但無論如何，錢先生對中大貢獻極多，歷史地位和象徵意義，無可替代。他宣揚的新亞精神，提倡的中文專上教育，推祟的中國文化，更是中大人文精神的源頭。中大校方，縱然早就背道而馳，但在官方歷史中，還是會提及他的名字；惟到了今天，翻開影響深遠的雙語政策委員會諮詢文件，吳倫霓霞所編的《邁進中的大學》，給校方巧妙剪裁，變成兩頁以港英政府視點出發的創校史，我們連錢穆、凌道揚和蔣法賢等先生的一鱗半爪也找不到，反而看見一個個殖民地官員的名字。這不單是對歷史的一種褻瀆，更是對諸位先生大大的不敬。

這是一時錯失嗎？委員會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一定很清楚歷史的政治含意，絕不容許這種低級錯誤出現，所以我們認為，校方(不只是委員會)立心如此，他們不想新一代員生受前人感召，對照當下境況，產生不滿，並經常抬出李卓敏，說明英語化政策源遠流長，值得遵從，並發揚光大。使人痛心的是，這樣搬弄歷史，會淘空「中大人」的思想內涵，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喪失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印記，變得面目模糊，缺乏個性，只能透過提升競爭力，爭奪更高的世界排名，興建更標緻的宏偉建築，加上大學公關的專業包裝，去建構中大人的身分認同，滿足「我們是最好」的虛榮心。

有人會說，「國際化」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我們毋須考慮太多，最重要的是趕上它。這種觀點頗流行，卻極度簡化。須知道大學並非商業機構，不能單單滿足於追趕時勢(市場需要)，更要走在時代之先，生產和普及化超出主流的價值思想，刺激社會的均衡發展。龍應台曾說：「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因為，「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5)中大固有的歷史及文化資產，為其他大學所無，在中國文化備受西方霸權侵蝕之際，在香港，能帶頭抗衡以美國利益為依歸的全球化，必是先天條件最豐厚的中大，這不是說我們要閉關自守，反對任何發展和變革，我們要的是兼收並蓄，在吸納人家所長之時，盡力保存、活化、擴充我們的語言、風俗和思想等等的應用領域，於教研和校園生活中，使我們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有更旺盛的生命力，維護我們珍貴的人文素質和精神面貌。

從這一點來看，諮詢文件也是不合格的。委員會有充足時間和資源，進行二十一次會議，為何不嚴肅地正視歷史，深入探討「國際化」、「全球化」這些基本概念，從而構思出結合傳統與現代的可行性方案，務求一面滿足英語教研的需要，一面逐步加強中文的國際和學術地位？委員會若沒有頭緒，可以組團考察，向東京大學這些母語教學的典範取經。但現在，他們甚至連自己的提議，也缺乏細緻的分析和嚴謹的推論，整份文件，內容東拼西湊，使人不禁懷疑，是次諮詢究竟有多大誠意，會否像上次新書院諮詢般，徒具形式，為的是滿足公關政治的需要？

其實，中大的「國際化」，不單推行了數十載，李國章任校長時，更威逼利誘各學系，以英語取代中文授課，這是公開的祕密。在所謂全球化的趨勢下，本來的語言政策及背後原則，已一次又一次向現實妥協。所以，現在首先要做的是檢視英語化的程度，有沒有過了火，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是否名不副實，而非打弁言的主意，企圖修改或重新詮釋，進一步迫各學系去中文化。有關討論，中大哲學系關子尹教授的一篇文章---《萊布尼茲與現代德語之滄桑—- 兼論「語文作育」與民族語言命運問題》，提出了好幾條重要法則，可惜，委員會視若無睹，連帶「哭中大」一文及相關討論的種種觀點，諮詢文件也避而不談，委員會的主席，根本沒好好履行責任，實在有負中大人所託。

為了中大，為了中文，為了中國文化的前途，我們要求委員會撤回文件，重新認真研究中大的語文政策。

中大學生會
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http://www.cusu.hk/cu_vision

(1) 新亞書院五十六周年校慶特刊頁22
(2)《中大十年》頁44
(3)《中大十年》頁83
(4)《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 --- 《明報月刊》七七年
(5)《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龍應台

Saturday, August 26, 2006

Sat, 26 Aug 2006 09:01:51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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